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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次。 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 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 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 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 0倍。不难想像,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 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 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 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 农业与游牧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权的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 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湿气的热 风,愈吹入内地,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湿气。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 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 每年至少15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 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 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 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 觅水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 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 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 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在时间上讲,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即描画着骑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 牧成为一种部落习惯和随着而来的骑兵战术则出现较迟,并且经过一段长时间,才 传及东亚。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国家 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 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全国的国防线 大致与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 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中 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 只不过始皇以残暴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 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内,孟子好像失败, 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 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 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 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 的政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 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吞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 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儒家与农村组织 然则从长期上讲,亚圣孟子与大成至圣孔子,都已看清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 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 的调节。所谓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组成,在这种背景内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孟子》 一书中提及亚圣与他年齿稍幼的两个哲学家意见不合。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 利观行事,若以道德激劝,强人违反自已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乱,所以他说虽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欢乐, 避免苦楚,这和近来西方时尚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 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强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不分畛域又不 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强迫性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算过分。在行 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性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日的兼并战争。 孟子对两人都没有好话可说。他指斥杨朱之纵容个人的私利观,等于承认君主 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爱,等于否定父亲的特殊地位。他以绝对的态度丝毫 不通融地警告着:“无父无君,禽兽也。”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 惊讶。所以务必投以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个中究竟。 战国末期铁器业已出现,因此上层社会的繁复程度更增加。可是几百年后中国 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下层仍保持着均一雷同的基础。文笔之吏仍以竹片作书柬,纸 张之发明尚在公元后1世纪。但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却已迫不及待。如 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 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 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 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合实际,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 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作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实上整个 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 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现代的法理学是长时间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 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 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 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又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才看到这种运动逐 渐地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中国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 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而是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从未发生。欧洲汉学家白乐日 (Etienne Balazs)说.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 之内,权力最盛。 显而易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 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 段长时期,这系统听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 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中国沿海各处立足,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 露。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 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 欠实力。当这些弱点暴露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 将杨朱、墨翟和孟轲参差拼合,可以看出中国历史里长久的茎干。当然,尚不 止此,此后这面目及趋势,还有相当长的发展,牵涉到许多惊异曲折,上文不过指 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体在中国展开,通常都是以极大规模的方式展开。中国历史 上戏剧性和出人意料的地方,当然也离不开这种特性,如果当中有任何差池与过失, 通常也是非同小可的差池和过失。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前言 秦兵马俑的逼真、庞大,反映了要构思和完成如此的工程,非有创意上丰富的沟通 和技术上充分的合作,否则绝对无法达成的;同时也印证了史书上所说战国时代高 度的动员水平,和百家争鸣的景况。它的出土,正为秦帝国之所以能统一天下,提 供若干重要线索。 中外学者应当对临潼县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也算是运气好,1974的 春天,他们将埋在黄土地下20尺达2200年保卫秦始皇陵寝的陶制军队开掘出土。纵 使这一发现不能解答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天下统一的一动问题,至少在极关重要之处, 提供了线索。最重要的乃是这些证据显示中国的历史性格与世界其他各处之初期文 明迥然不同。 秦始皇的崛起 在成文的历史记载里,秦王室的祖先按照“谁生谁”的程序一连串的记载着, 有如《圣经》中的“旧约”。及至战国之际,这些记载开始引入新奇的事迹。他的 “肖像”也好像出自讽刺画家之下,作者必先有一种“鹰眈”的观念,才把上唇画 如鸟嘴。大历史家司马迁在始皇后约10O年著书,他所提供始皇的出身如下:在公元 前约250年有秦国公子按照当日的习惯,到赵王的宫廷内为人质,以保证两国停战协 定不被侵犯。虽然如此,两国边界的军事冲突却仍断续发生。因之公子缺乏安全感, 他不过是秦国太子20多个儿子中之一人,也就无从被本国重视。富商吕不韦发现这 情形可以从中使耍伎俩,恰巧这时候秦太子将他宠爱的姬妾升为太子妃,她虽有权 势而膝下无子。吕不韦首先以恭维的言辞和贵重的礼物交结于作为人质的公子。接 着以公子私人代表的身份,游历秦廷,更大肆张罗,轻辞重币地打开门面。他说服 了太子妃,她要是需要保障来日之安全,不如以在赵国作人质的公子为己子,他既 为人忠厚,又不预闻秦廷的政治纠纷。这谋划成功后,为人忽视的公子日后回国恰 逢秦王去世,秦太子立为秦王,昔之人质终成为了太子。 故事的当中,尚有一段奥妙:王子在赵国时邂逅了吕不韦一位貌美善舞的姬妾。 吕慷慨地将她奉送,王子惊喜之余没有发觉她已经怀孕。一年之内她为王子生子, 又十三年之后,这来历不明的王子立为秦王。又二十五年之后他成为统一中国的秦 始皇。他的亲父富商吕不韦也在朝中为相,直到以后失势身败而止。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是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的,此非常之事 必待非常之人,可是以上人物在特殊环境里出现,也不过是风云际会。本书以上几 章业已提及,幕后天侯、地理、人事的因素早已酝酿了好几个世纪。将周朝的封建 革新而由一个国王通过官僚机构直接统率全民,井非秦所特创,况且赢秦尚不是改 制的先锋。可是其他国家尚在片面改革之际,秦国则实行全面的翻新。其方案不容 通融假借,其执行步骤包括贵族被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体取消, 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国家又提倡农桑而 贬斥其他各业,以求全国普遍的丰衣足食。从史书里看来秦始皇即位之前约100年, 以上的政策都已付诸实施。这种体制着重中央集权,能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 格,称之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并不为过。 秦国的集权体制 秦国是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它与现代集权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将一个 业已多元化的社会扭转回去以遂行其狭义之目的。赢秦则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 成集权体制,此外秦之集权亦无国家主义的征象。虽说这个国家以征服其他国家为 职志,其所拟之消灭者仅是对方的王室与贵族,秦王本身的重要卿相.却全属客籍, 即统一天下之后亦然。秦之记录里看不出人民因原有国籍而受亲疏歧视的待遇。 秦之体制既成流线型,法家思想即构成其意识形态。虽然它站在人性为恶的立 场.可是也认为人类的可以集体为善。这种信条与19世纪德国历史家特莱澈克(He nrch von Treitschke)的理论,极为接近。也因它的“现代”色彩,中国法家有时 令西方读者倾折。他们的法治观念不为传统习惯、古代特权、流行的道德观念、家 人亲疏,或甚至恻隐之心所左右。法律代表君主的意志,必为成文法,必须详尽而 无疑义地写出,而且不打折扣、不分畛域地强制实施。因为他们站在唯物的立场, 又以国家之富强为不二法门,因之无从创制西方式的民法。只是在基督尚未出生之 前数百年,他们即在鼓吹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必在当日人士之心目中造成一种平 等的观感。法家也自认为承奉自然法规,他们以为法律一经公布,从此君王有如车 轴,不动而能行,百官则如车之辐条,随着车轮运转。以今后两千年中国官僚政治 的作风看来,这样的拟寓不能算是全不正确。 概括言之,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 此付出代价。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 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标准看来尤其如此。直到最近中国仍 缺乏一种司法体系,具有实力及独立性格一如西方,其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 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 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古代历史家更指出,秦国与他国竟争统治中国时得到地理之便。它的东方为山 川所阻塞,秦人可以开关迎敌,对方却无法来去自由地出入秦境。秦之西南的土著 文化程度低,可以任意吸收吞并。战国之争雄,以统一为最后目标,外围之雄着重 长久之计,必较中央诸国占优势,因中央诸国不断的为彼此间的纠纷、龃龉、阴谋、 伎俩所眩惑也。直到最后几十年内各国要对付秦的攻势,才图谋互相结盟。一般很 少提及,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 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这时期仍是以数量取胜的时期,军事技术大致在平 衡状态,没有一个交战国因为质量上的优势而使战局改观。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 秦始皇帝的功业与他的先驱者所采取的策略相同。标准战法为不断地蚕食敌土, 继之以武装移民。秦国的战略家要求有潜势之对方将边界上重要的防御工事和堡垒 销毁。有时毫不犹疑地屠杀敌境壮丁,以减低其作战能力。外交攻势着重于摧毁敌 国间的联络,使他们的抵抗软化。多数情形下,秦军多在敌境作战,而保持秦地的 完整。我们相信秦军经常让部队就地征发以取粮于敌。秦始皇登极之后,好几次天 灾流行,而秦军也趁机发展。公元前244年曾有饥谨,次年蝗虫为患于中国西部。公 元前235年旱灾,公元前230年及228年饥荒又见于纪录。然则始皇的战功也算显赫, 统一之前10年内,敌对的6个国王中有5个成为战俘,另一个投降。所有国都全被占 领,最后秦军入燕以威胁齐国北方的侧翼。这一场战役结束,秦王才自称皇帝。 统一之后又采取各种巩固步骤。六国边界既废,全国划为36郡。所有六国王室 和贵族全部被废,每一个郡有守(等于省长)、尉(等于防区司令〕和监(等于监 察专员)各一。中国的文字在战国时代已有分歧的趋势,自此以篆为标准。度量衡 的单位也标准化,车轴的长度也随着划一。全国有声望的家室12万户,一律迁居于 国都附近,以防止地方力量再起。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外,其他一律没收销毁,铸 成12尊庞大的金人,放置在皇宫之前,以贯彻皇帝的决心,从此中土将永远不见兵 革。 公元前213年秦皇下令焚毁若干书籍。有一位文学之臣建议仍须尊重传统的政治, 始皇将建议交臣下商讨时,法家丞相李斯提出反驳,要是臣下以古论今,只有陷国 家于不利。他更主张 凡私人教学一律禁上,以杜绝“诽谤”。由于这次的检讨才下焚书令,同时也诏令 凡在日常语言之中引证古典,或是以古代成例评议刻下的时事,都判死刑。所焚毁 的书籍包括秦以外之历史、古典作品和诸子百家的哲学,只有秦廷所载和医药、占 卜、农桑等书籍不在焚烧之列。 翌年又有所谓“坑儒”之事。秦始皇在一般文学之臣以外,也收养了许多占星 学家和炼丹的术士,在当日眼光看来,这类人物也算是半吊子的科学家。当中有两 人由始皇聘任寻求长生药物,他们没有觅到药物,反而散布流言,指斥始皇性情躁 急,不符合长寿的条件。始皇大怒之下令卫士在都城里挨户搜索。上述两个人物迄 未寻获,可是被捕者有460人,他们或是与这两人有交往,或是在卖弄相似的方术。 最后这400多人全被活埋。 秦始皇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历史家一向在褒贬品评人物。在临到秦始皇头上时则觉得题材之大, 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的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谴责? 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工作,用这样长远的眼光设计.又用这样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 能不加仰慕?一个思想周密的读者可能因秦始皇和他的随从的野蛮行径而感到困恼, 可是在另一段文字里,又为他不断地努力企图实现他超过匹夫匹妇所敢于想像的计 谋,甚至冒着无限的危险,不折不挠地执行而感动。 历史记载中的始皇,显示他虚荣心重,有时尚且行止古怪。在当日一般情形之 下,所述迷信的趋向很可能是事实。史书中提及他有一次因风受阻而不能渡湘水, 归罪湘君女神作祟,于是遣发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树木以资报复,可见得他在 和超自然的力量作对,而不是震惑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以黑色代表帝国之色彩也是 超时代的独创。从他所树碑文看来,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 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他有20多个儿子和至少10个女儿。史籍上除了提 及他多夫的母亲之外,对他一生有关的女子只字未提。始皇帝游历极为广泛,他不 仅履足于市尘,而且遍历名山大川,他曾在夜间微服巡行国都之内。虽说始皇爱征 伐,他却从未统帅三军。此外他是一个不畏疲劳的工作者,他预定每天必须过目的 竹简,以重量作进度,不到目标不得休息。在有关国家大计的场合他总先咨询下属, 可是最后的决策,始终出于他本身。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12年 的时间,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前后遭兵燹几十载,而且追溯 到以往的震荡局面,尚可以包括几百年。 他遗留下的位置,没有人能接替。他刚一去世,丞相宦官和皇子以阴谋和政变 彼此残害。一年之内,全国各郡里揭竿而起的叛变不知凡几。又3年后秦亡,始皇帝 的亲人和重要的随从也全部丧生。 兵马俑的规模 1974年的考古成果无从断定秦始皇的出身系合法还是私生,也不能用来争辩他 是好人或坏人。迄今所出土的还不过是他埋葬之外围的一部分,但其结果业已确定 其规模之大,设计之宏伟,足以眩人眼目。 发掘的场所共为3英亩。据估计有7000个陶塑的兵士用实用的兵器与战车和陶塑 的马匹防卫始皇的陵寝。全部结构一方面表现设计之大气魄,一方面也表现着细微 之处的精到认真。所塑士兵好像是根据活人为模型仿制,没有两个一模一样。他们 脸上的表情更是千百个各具特色。他们的头发好像根据同一的规定修剃,可是梳时 之线型,须髭之剪饰.发髻之缠束仍有无限的变化,他们所穿戴的甲胄塑成时显示 是由金属板片以皮条穿缀而成。所着之靴底上有铁钉。兵士所用之甲,骑兵与步兵 不同。显而易见的骑兵不用防肩,以保持马上之运转自如。军官所用之盔也比一般 士兵用的精细,其铁工较雅致,甲片较小,而用装饰性的设计构成。所有塑像的姿 势也按战斗的需要而定:有些严肃地立正,有的下跪在操强弩,有的在挽战车,有 的在准备肉搏。总之,全部正好是秦步兵一师,侧翼有战车及骑兵掩护,准备随时 与敌军一决雌雄。目前出土的资料已够令人赞叹,但是专家预断更多的陶制士兵、 马匹和战车可能在这师的南端。更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始皇葬身之处的另三边 也可能有同式的整师兵马,如此则现在所出土的只不过是全数的1/4。 据历史家司马迁说,始皇的陵寝,经营了36年,役用工匠70万人。在地下的建 筑,还有宫庭的模型,全国的山川则用流沙水银复制。紧要之处以机械的强弩保护, 以防制盗墓者,不少匠役,因为熟悉内情过多,而被活埋于陵寝之内。 这些传说可能永远无法证实。可是仅以现今的资料,参观者也可以凭他们所见, 在历史上作一肯切的断定。如果秦始皇完全相信超自然的力量,那么他为何不以大 规模的人像代替数目众多的兵俑?为何不用超人的神像,每座几丈高,有如今日犹 俯视阿斯旺水坝(Aswan Darm)的努比亚(Nubian)大神像?或者制造出来三头六 臂,有如印度教的传统?实际上陶塑兵俑大可以成批用翻砂的模式依样制成,有如 大流士之听政所(Darius’Hall of Audience)前的浮雕像,甚至如康士坦丁大帝 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上个个千篇一律、生气全无的人像群。 如果观察者稍用想像力,即可以闭目看出在制造这些陶塑兵俑时,哲学家、艺 术家、匠人曾与成批的占卜者以及数以百千计的军官在集思广益,摩肩抵掌的研磋 情景。这地下人像的工程,自设计至施行不可能没有全面交换意见,然后在技术上 不断协商所能侥幸而成。从这方面讲,陶制兵涌可以视作一种历史文件,它证实了 历史书里所说战国时全面动员的事迹,它也指出当日百家争鸣之所述非虚。它也表 明中国2200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 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 虽说我们不能崇信法家学说,认为个人必须受团体的强迫去为善去恶,但这一 大群以窑火烤成的雕像群却证明了一个公众的目的,可由国家的意志创成。马基雅 弗利所提倡的普遍的利己主义(universal egoism)不能因其为恶即否定它之存在。 威利(详第二章)以“现实主义者”的名目概括所有的法家自有其深意。 可是观光者看到这大批窑火烤成的像群也可能发生怀疑:既有如此的聪明才智、 庞大的眼光和组织能力、详尽的企划工作,何以中国不能彻底利用这些长处作科技 的大突破,有如文艺复兴之于西欧?这些艺术与技巧之所以不能持续,可以用缺乏 社会的推动力来解释。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需要教廷雇用,才能发展他的 天才。鲁本斯(Rubens)靠替各国国王画画像而生活优裕。秦国的无名艺术家不幸 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是集体完成的,只能贡献于一个君主之前,而他自己的肖像尚 且把他的上唇画如鹰嘴,而他的纪念馆竟是埋在地下之陵寝。然而这批无名艺术家 的遭遇,到底不是全部不幸。他们的作品,并未全部丧于尘埃,约2200年之后,他 们的杰作出土,也有人将之修刷整理,使之重见天日,表现一个历史上重要转变之 际的感觉和现实。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前言 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 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而在一片繁华景象中,财政 短绌、外戚干政的乱源却悄然伏下。 从现实的角度看来,始皇一死,秦帝国荡然无存。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并不 因之而湮灭。不出10年之内一个新朝代继之勃兴。兹后延续达400年。汉朝在公元前 后各经历约200年,全盛时管辖的人口约6000万,足可与罗马帝国相比拟。就是从所 控制地域和存在的时间上讲,两个帝国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 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 这个新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的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 功业。汉朝创业之主刘邦是秦帝国里位卑职微的地方巡警官。他的两个丞相,萧何 和曹参,曾任县级的小官僚。樊哙日后为大将,当日不过是屠夫。另一大将韩信寒 微时曾一度乞食,黥布与彭越曾为盗。从新朝廷布衣卿相的局面看来,以前各领域 内的贵族统治力量必已全部摧毁。组织新政权时,既不能追随旧世族的踪迹,也无 须凭借他们大张旗鼓。这可不是说中国社会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即使几千年后中 国也还没有树立一种民主体制。能够确切地代表庞大而又均匀的农村基层组织.在 这时候更不足论。 汉朝的组织者承袭了秦朝所遗下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而且以灵活的手腕避免 前代的过于极端。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进三步,退两步”。以几十年的经 营,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 汉帝国的统治政策 新朝代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帝国跨地过广,不能全部由中央集体管制, 于是采取一种“斑马式”的省级组织。有些地区秦前所设郡县仍原封不动地任其存 在,其他地区则派遣新任命的王侯,世守为业。帝裔里的近亲,亦即刘家的叔伯、 兄弟、从兄弟等封为王,功臣中之卿相则封为侯。他们的领域和直隶于中央的郡县 犬牙根错。这种互相监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过度集权,可是这也不是全面退却, 有意在长期间内再构成战国期间的纷争局面。这样的安排纯系一时权宜之计,从未 预计长久保持。即使在创业人刘邦去世之前,已有不少侯国,因有心和无心的差错, 被削被除。刘邦的吕后及以后袭位的皇帝,遵循着这政策而且变本加厉。公元前15 4年,去帝国的创始已半个世纪,朝廷的举措更是向各王国施加压力,因而激起全面 的叛变。叛乱勘平后,很多王国即被撤销,余存的不仅面积减缩,而且内部的行政 权也被中央政府接收。这种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至第5个皇帝刘彻在位期间达到极 点。刘彻溢号汉武,他在位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这54年的御宇期间,在全 汉朝是最长久的,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刘彻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宗旨经过综合,则为“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实际上他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 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 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 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 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 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宇宙观与政治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 武帝以皇帝身分登高山,以神秘之祭礼祈祷,企求与神祗直接接触。他朝中博士认 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 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 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定人世间任何‘物”,不管 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和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的相关价值, 所以可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 这种利用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迹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 力,他们急不得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包括可以获知之事物。汉 代的朝臣不断以这种带着诗意的方式去贯彻他们的主张,强调良好的政府是基于伦 理的和谐,甚至将天候与政治混为一谈。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将专制皇权合理化 了,使之比较温和,同时鼓舞百官的自信。他们因此觉得盈天地之道(我们称之为 自然律,natural law),都已在掌握之中。纵使天子之职位世袭,臣僚则以文笔见 长,但因为彼此有了共通的认识,也能在行动中俨如一体。如此将宇宙观及政治学 混为—谈。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 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匈奴问题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人之保守性缘出于环境上有一成不变之因素在。只要这些因 素一日存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则须维持其一定结构。今日很少有旅游者履足中国 而不将八达岭的长城列入行踪之中。秦始皇首先构造的长城,位于15英寸等雨线之 北,今日早已颓废。现存之砖墙系15世纪所建,上面之楼,系16世纪新添。当日火 药之使用早使类似的设防在世界其他各处失去时效。当这绵延几千英里的城壁展现 眼前时,观光者只要知道它曾不断的修补翻新,就不待解说而了解中国边防问题与 中国文化之源起几乎同一长远。它与汉武帝刘彻的关系乃是这位不同于常人的君主, 16岁登极,享国54年,正值汉朝威势达到最南峰时,曾企图一举而永远解决游牧民 族的问题。可是纵使他的军事行动一再获胜,他的目的却迄未获得。他在公元前87 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亦称前汉)衰退之一大主 因。 匈奴是一种操阿尔泰(Altaic)语的民族的名称,他们在中国历史初期为患北 边,此后千百年间,至少还有一打以上人种上或同或异的游牧民族接踵而来。匈奴 组织上的初期早熟对中国的帝制一统有连带关系。这也就是说当中国全境一统时, 游牧民族也必具有类似的结构,反之亦然。汉时匈奴已有24个部落的结盟,他们力 之所及绵亘1500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公元前200年,他们曾号称以30万骑兵围汉 代创始者刘邦于今日之山西。上述数字可能夸大,但是无疑的,在重要战役里他们 不难以10万之众,投人战斗,并且不必全数集结,而是在战场上协定,分成若干纵 队。因为他们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 活条件一致”。当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 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及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 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 两方交战时其程序极为残酷,因为战场就是沙漠及其周边的草原地带,环境本 来就萧条。当两方交锋之际,绝无后撤退却之可能,而以汉军尤然。战败者固然难 幸存,即战胜者亦死伤惨重,逃脱几全不可能。俘虏数少,而交换之俘虏尤少。投 降的则依例改换身份,从此终身夷狄。汉军战胜时则对部落之牛羊一网打尽,视作 战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汉人,其惨酷少恩,也少幸免之地。汉代 的征伐无非展开一种序幕,以后这两种文化尚要长久地在历史中胶结,没有一方能 以永久的胜利或全面的失败改变局面。影响所及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留下一大堆抒 情的作品,有些爱国心长,摩拳擦掌地发出好战喜功的声调。也有很多在吟咏间, 表现着厌战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汉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视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于战场。但是在征伐匈奴 时他亲自作全盘谋划。他决定用兵的战斗序列,分配每一路军的人员马匹。每一战 役结束,武帝也亲定赏罚。 每一次典型的战役有10万骑兵参加。支援的步兵及后勤部队又多出数倍,所以 每次用兵,以牵涉到50万人为常态。汉军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开,以搜索接近敌方, 并预先订好集结会师的时日与地点。他们通常在本军外围500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始 终不遇敌军的情况常有之,通俗情形是两军迎战,争斗惨烈。公元前99年的战役, 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一70%,很少生还。公元前119年的战役,汉军虽获胜,但 是14万马匹出塞,不到3万南归。武帝长久的御宇期间,前后执行这样的战役8次。 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鲜,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与藏人交 兵。 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全部战费为数几何?司马迁略称内地输送64石的粮食只有1石运达前方的说法, 虽然不能在事实上认作确切无讹,但他这句话至少暴露后勤问题的艰巨。并且武帝 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 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 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种种征发,以及战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权 之趋势有进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宫廷之政治有极大的 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 单的结论。即在匈奴战事最高潮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 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 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 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 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 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 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 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 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 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 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俚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 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 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 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 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在这种政策 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 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 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 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 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 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 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 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 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 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 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 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 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 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 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 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 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汉 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 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1/ 15(不及7%),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钱。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 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钱。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 收时系全面的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5亩。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的执 行。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 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 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 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 团结。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 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随后降汉,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使汉廷再将边防的卫 戍减少。 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 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 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 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 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 始终不得封赏。 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 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 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 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土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 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问。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 大将军名号。后来此名号落在他异母弟霍光头上,而霍光终生未帅兵出塞,可是却 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 武帝既殁,霍光为摄政,辅助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如此13年,这髻龄的皇帝也 未有子网而先殁。霍光与皇后商议之后迎立一位皇子为帝,才27天,他认为这皇嗣 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废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个后裔。他才18岁,旁人指出他和霍 光乘坐同车之时表现着极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与之争的权威。公元前80年他执行了一次整肃, 反对他的一派多人被处死,包括前述执行武帝财政的桑弘羊。现存的史料根据当日 朝廷纪录写成,内中指出这些人意在谋反,企图罢废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 可见他们与霍光之冲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争执和家室间的纠纷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当时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谓深得人心。他在执政 期间对武帝好大喜功的边防政策有了明显的收敛。在他主持国务的20年间,赋税已 经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开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伙有关盐铁专利 政策的公开辩论。之后政府放弃了酤酿的专利。 皇权的性质 综合说来,汉武帝刘彻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 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个性之余,很少 人曾想及的则是,中国的皇位乃是世间无从合理维持的一种制度。皇帝非神,而兼 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 本主义,也不能加法实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 期,皇帝已任用13万个官僚去治理6000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 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责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 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 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 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 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余部为矫揉造作。 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 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愈远, 与原来没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 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 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 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 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汁可能 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宦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 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治内幕里扮演 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 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 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 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翼位者、伪君子和操 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 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 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 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 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为摄政之前,她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 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28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 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使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 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 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 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 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 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 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 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 (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 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 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 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 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 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 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 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 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 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 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 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 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 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 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 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 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 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 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 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 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 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秦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 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 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 东汉。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前言 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下中兴了汉帝国。为了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力鼓吹天 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 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型态所能消弭的。终于,在党锢之祸后,冲突的各方将汉帝国推 向败亡的命运。 写宏观历史,有一点不妙的地方,则是作者总是经常与战争结不解缘。如果笔 下的题材是近千年欧洲,则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战役之后,立即接下来 讲十字军东征,随后又有百年战争、蔷薇花战争,而且宗教战争之后还未松气,又 有现代民族战争的登场。大概人类天性如是,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 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中国的历史自不能例外,可是这当中也有 不同之处。有如中国变乱时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 来得长久。例如汉朝之前汉及后汉,各为时约200年,几乎与美国全部历史等量齐观。 因之我们大可以在提到流血争斗之后,环顾其他的各方面。 社会繁荣教育普及 在这一段偃武修文时代里,文化上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首先可以提及 的是教育日趋普遍。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所谓大学,实为国立大 学,为武帝所创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间业已有学生3000人。当王莽为摄政时,据 说所建的太学有宿舍万间,足以容纳同数的学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后汉创 业之主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他们另一位同学张充早逝,皇 帝访问不遇,即聘他的孙子张浦为太子教师。而且刘秀帐下高级将领有六七人在当 时都具有学术的名望,可见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后汉第二位君主明帝刘庄在 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公元2世纪 内,太学已拥有240栋建筑物,内有房舍1850间。而到这个世纪中期,大学生总数共 达3万人.不过史籍没有说明这些学生是否全部在学,或者当中有些可能只领有如此 的头衔。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其中最著名 的甚至有学生3000人。 学生人数的规模或可做为天下太平的一项指标。据说纸张在公元105年已经出现, 可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典仍以丝绸抄写,其用费必多。而如此众多的读书人, 他们游学的旅费和生活费也必赖财富集中才能支持。西历的公元前后,西安已是个 拥有25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居其次,也有近20万人。 诚然令人感到遗憾,当日这些大都会的雄伟建筑,至今已荡然无存。中国缺乏 像雅典的帕特农神殿或罗马的竞技场足以在观光客面前炫耀。也没有哥特式的教堂 或中世纪欧洲的同业公会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多是木造的,早经焚毁。所幸最近 考古的发现可以提供当日大都市宏伟设计的梗概。例如西安城墙上之城门,每个有 3个涵洞平行排列。车轮之痕迹证明每个涵洞宽足以容4辆马车同时通行。一所举行 仪典之礼堂的基础,显示着当时的建筑师并不特别强调高度,却在平面的尺度上用 功夫,以对称与均衡来达到设计之雍容。其注重几何图案上的调和,可见得他们之 崇信自然法规,基本上和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 nge)之观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则显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国方面的建筑, 经常以不同的房舍成为一个集团,中有阶梯,而以一个圆沟环绕着。 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 汉代的青铜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补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汉代的 学者更因坟墓内浮雕之出土而大开眼界。这些砖石上之雕刻原为供死者欣赏之用, 它们埋在葬穴,面对棺椁。令人惊讶的是,画像内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赎罪等 宗教性题材。而是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 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它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资料,使我们对汉 代的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 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作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 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 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 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杉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 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 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销盐铁 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 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 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 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 全人口1%。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 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 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 在中国本部出土。约50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两个艺 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巴托也有这两位工匠 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到了后汉,匈奴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 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头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向西迁徙。有些 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奴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 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入侵 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对匈奴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 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 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 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 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 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 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 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 献,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马队一 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 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 已存在。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的向边荒远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此 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 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 上予以集中巩固。这绝不是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补救的问题。只因今日我们站在历 史的后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经验,才能对汉朝的覆亡,提出较为合 适的解释。 后汉创业之主刘秀符合时下所谓“士绅阶级”之称谓。他虽出于帝裔,只因年 代长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远。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传到他的父亲已 不过县令。刘秀年轻时以长于农业上之经营著称。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 以索还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黄不接时贩卖谷米。有了这样的背景,又加上他 起事僚属的身份,后汉的朝廷曾被称为豪族集团组成的政府。这固然是事实,但我 们却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士绅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 的法制,足以支持这类的政策,也缺乏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鼓舞执事的官僚,参 与这样的一种运动。将私人财产权彻底明确的划出,并且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 现代西方所独创。 刘秀鼓吹天人合一观念 想对中国初期专制时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们务必对后汉作更精细的观察。 虽说两百年的思想史无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说明,但我们可以说“自然宗教’ (natural religion)在汉代思想史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以后汉,更为明 显。它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阴阳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见于自然现象。由于自 然现象与人事变化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 那么宗教与政治间便不再是对立,而神圣与世俗间也不再有所区别。照这样的逻辑 推衍,则生与死便不再有明显界线。所谓长生不过继续着现世界之经验而无其痛苦, 那么以浮雕来愉悦死者也已恰到好处,而用不着赎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 观念,也使建筑师设计时尽心竭力的构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观务必包括一个整体的 轮廓。 从《后汉书》里我们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而黑夜最长的一天,自 此以后即阴气渐消而阳气渐长。因此,每逢这一天,汉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 地方官,便都按时换着红色袍服,所有的乐器也在那天经过一番调整。又将水与炭 的重量量出来,以验证季节对物重变化之影响。日晷仪上的影长,也在当日量出。 只是我们无从确定如此这般的活动,仅在表彰阴阳交替之际,其影响及于各种事物, 或是因为实践的参与可以促成其阴去而阳来。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可能认为因参与 而有推进之功效。 在汉代,尤其是后汉的国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种种复杂的成分,可见他们认为朝 廷并不仅是人间的组织,如果再用它去维护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与特权,更是不成 体统。这并不是基于现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们认为,天子务必对上苍负责,而 使治下的亿万生灵满足愉快。刘秀的朝臣曾于公元54年劝他到泰山封禅,以便确定 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当时以天下苍生尚未能安居乐业为理由,拒绝了这项建议。 不出两年,他却改变初衷,举行了封禅礼。这当中自然有可疑之处。什么是安居乐 业的标准?由谁来做判断?答案虽然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 日的眼光看 来,后汉之意识形态着重一切保持原状,朝廷则冀望向各方一致讨好。刘秀与王莽 之斗争至为短暂。他的帝国实际上是从造反的农民及各地军阀手中夺来,征伐的时 间超过10多年。当初是因为自卫和保持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才举兵,刘秀与他的将领 当然从未忘怀于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读经典,更加上在农村的实地经验,知道 社稷之安定,在于大多数农民之要求得到满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调和。因此, 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更可以在行动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 主张与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协与不走极端的用心设计。所以刘秀注重 公众建筑之风水,他也以学者的姿态讨论符谶吉凶。他所追求的并非个人来生的幸 福,而是帝国在现世界之福祉。这种种举措与言行,都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前述 “自然宗教”、“国家祭典”都与妥协和保持原状的宗旨相表里。这种汉代的思想 体系,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都竭力提倡。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刘秀和刘庄在财政税收上的表现也相当成功。他们的方针是将税率极度抑低, 可是在规定的范围内亳不通融地执行。根据官方的资料,土地税只有收成的1/30。 前汉的盐铁专卖,在后汉业已累除。刘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隶为平民。全面 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他们父子严峻 而有心计。全国纳税户数在王莽时代一度急剧减少,但在刘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 元1世纪末,其数目不断回升,自此可见新朝代的举措合宜。公元2世纪情况略不如 前。虽然不断的与羌人作战,宫廷内的生活也日趋奢华,可是国库仍然没有大量的 短绌。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 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条件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 权力,有时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场合之中角逐。司马迁曾提出,公元前154年 很多王国全面叛变之际,西安的一个商人在3个月之内所贷之款获利10倍。在这情形 下,他所贷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军,可是不同情况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 叛军。在更为特殊情形之下,乡村间之财富更可以促成变乱。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 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 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向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 间的竞争。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 率油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 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 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 机会。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 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 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 地方上之流棍执行。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 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 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 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 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 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 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后汉因“中兴”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 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 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 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 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 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 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 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公元2世 纪张衡提出一种高妙的想法,称天为鸡卵,地似卵黄。他在132年监制的地震仪,据 说圆径8尺,今日则只有后人挑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 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 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树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 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 推荐制度。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国举“孝廉” 一人。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 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又非如代议政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却各授官职。 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 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 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 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 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 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 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 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 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 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的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 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所谓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 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 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无疑的, 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 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 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公元135年的诏 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 更为复杂。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 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 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 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 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89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 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 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 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 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 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 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 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 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 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 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 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 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 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 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 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 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 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 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 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 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 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遇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人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 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 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浩命”。 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 绅阶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 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 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 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 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 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300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在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这场战役并没有解决问题, 只是因为两方主将之背景使读者能独具慧眼的看出他们冲突之范围。进军来犯的乃 是袁绍,亦即以前企图一网打尽所有宦官的司隶校尉。在这关头他希望做由各地所 组成的地方部队的领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经》起家。袁良以他所学传授于 孙袁安。袁安因学术上的声名才干,从县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监察院长)、司徒 (文教部长)。从此之后袁家再无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谓“四世三公”、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称号,当袁绍举旗而起的时候,他的附从者据说纠集了10万 兵众在他麾下候命;又称其食粮曾以大车万辆自河北运来。抵挡他的乃是曹操,他 的背景更为复杂。曹操之义祖父曾腾乃是宦官,以黄门从官的名义为太子待读。曹 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可是曹操自己也举孝廉,在朝廷政变之初,他与官僚集 团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称著。他的军队大部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自 军屯。他自称这时候仍在维持汉代的朝纲与体系,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为人所尽信。 曹操在官渡得胜,但是汉代终究缺乏起死回生之术。直到公元6世纪末期隋朝兴 起之前,中国经历过很多局部的帝国与小朝廷的时代,同时也遭受不少异族的入侵。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 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 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 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 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 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 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 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 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 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 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 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 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 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 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合早出现,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传统上称为“五胡乱华”, 其实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及阿尔泰语系(AltaiC)的民族,后者又有原始蒙古人 和初期的突厥语系人种。可是在多半的场台之内,即使专家也不能断定其人种语系 了无差错,更不用说当中的混合部队了。他们与某些汉人冒险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 439年在华北建立了16个王国,有些在短期间内前后重叠,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时 .他们既称为“蛮夷戎狄”,少不得带毁灭性。一待到他们将所创的朝代布置妥当, 他们也建孔庙、立太学开始注重文物,提倡农桑。当中有两种入侵的民族竟开始修 筑长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紧随着他们的来路,打扰他们新建的王国,可见得其改 变程度之深。 在这分裂期间的后期,汉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国家与汉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 不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可是 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 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 缘政治(ge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 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 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 中看出。 后汉末季曹操企图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的成功仅及于魏。他再想兴师 讨伐南方,却惨遭失败,他的子孙继业也无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为今日之旅游者 及历史学者所感兴趣,因为当中有地缘政治的关键在。 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的蜀汉以今日的四川及邻近区域作地盘。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资源,足以 支持长期之战事,已有国家之内另一国家的姿态。其跨地既广,四周仍有适当的山 川作屏障。近年来不少的旅游者已经在其东部看到长江的三峡。其实游客从下游溯 江西行,费时虽多但印象更深。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 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 味。不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纪内战中,无人敢于攻入三峡,即是第二次大战期间, 日军已逼近峡谷之东,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 魏与蜀之外,第三个国家为吴,所在为水乡。吴国既拥有水师,也沿着长江将 各城市设防。今日的南京(过去曾称建康及金陵)创建于吴。当初创时城居水滨, 沿岸之石壁与城垣构成一体,作为防御战时坚强的凭藉。据说今日这石壁之一部仍 可在市内看出,只是因为长江改道,这痕迹现在离江滨巳有相当距离了。 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国长期鼎立的局面已成。当中魏长于骑兵,似占优势。迄至 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吴及蜀已半个世纪,魏将司马昭终于打破此中僵局,他在 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此计既成,收拾残局, 只是指顾间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 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札,全部有如 以前之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这种象征着天命转移的仪式,也在分裂的期间为 以后四个短命朝代(宋、齐、梁、陈)所模仿。 短暂的统一 晋帝国之征服吴国,以长远的计划遂行。首先以军屯担保食粮之充足;其制造 船舶,地处蜀境也费时7年;统帅王濬向来做事以大刀阔斧具称,当一切准备停当时, 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据称有600尺长,可载两千兵马。吴国也不马虎将事,他们建 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王濬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碍;针对横 江的铁索,他制造了100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 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濬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 在南京受吴降。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正式的历史中,其传奇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证明也无从否定, 只不过因着这些事迹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司马家之晋,因禅让而合法, 是这三个半世纪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将带有竞争性的敌国全部肃清。当它在280年攻 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 其好梦惊破。公元291年,司马皇家的一段家庭冲突,因为各皇子的关系而牵连到各 地域。内战既开,长城内的少数民族也借机起事。公元317年,西安与洛阳两座国都 先后被洗劫,一个驻在南京的晋王子在这关头称帝以维持朝代的名号,可是自此以 后他和他的继承者除了控制长江以南之外,很少机会能涉足于其他地区。公元383年, 这流亡政府的弱势军队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前秦领袖苻坚所统率的绝对优势的北方联 军(淝水之战)。可是纵然如此,东晋仍无力北伐,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 后四个继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无不如此,它们都自称统领全国,实际上不过盘踞着 华南,坐待着第二帝国隋朝之勃兴。 当我们检讨这段期间的历史时,发现当中浪漫的事迹多,逻辑之成分少。不少 出色的男女人物,因为他们贤愚不肖的事业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们很难综合其反 映什么实际意义。 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 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 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 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 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 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 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 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financial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 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 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 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 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 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 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 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 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 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 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 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 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 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 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 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 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 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 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 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 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 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 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 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 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 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 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 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 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 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 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 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 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 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 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 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 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 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 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 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 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 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 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 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 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 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 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 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 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 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 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在传统史家笔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道昏君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然而与其 说这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如此长 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 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 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 定有负咎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可 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 操的篡窃。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 果君主称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 下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利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 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 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要是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 人谦让的信条,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曹操 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井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 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所称文王 即为西伯,他虽拥有广大的地区仍继续向商君称臣,待他的儿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 代之。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 朝的成立,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 45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目,儿子司马炎则取魏 而代之,国号为晋。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从实际眼光看来,我 们今日甚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权都需要若干理论 上基础,则不容辩驳。中国古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 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说、手下所做 都像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骂了。在中国的戏曲里,曹操的面谱全 部涂白,状如墙壁,以显示其谲诈,只有眼角稍沾墨笔,表现着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从脸谱论人物 中国的戏曲始于唐,而取得市井间娱乐的地位则于宋,其衍变而为今日之“京 剧”,至少距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代又已一千年。虽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时期人 物仍为舞台上最被经常排出之角色。在这群人物之中最为人钦仰的乃是关羽,他是 一个带兵的将领,面谱上特具枣红色。在真实生活里,关羽刚傲而缺乏处世的谨慎 周详,他不顾利害让自己两面受敌,弄到战败授首,比曹操早死一个月。可是千百 年之后关公仍被中国人奉为战神,民间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挥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 量。关羽“义重如山”,至今秘密结社的团体仍有些奉之为师祖。 戏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极端的关系中保持某种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 物吕蒙。此人无疑是在战场上计害关公,而将他的头颅交与曹操邀功的吴将,其脸 谱也将其个性夸大的表现,即与实际的面貌相违,也无伤大雅。吕蒙初为纯粹武人, 有不屑于文墨的态度.只因为上级督促,他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开始读书。可是 如此一来,书中文句使他神往,这从他手不释卷,在极短时间之内,在理智上有了 截然不同的改变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惊异着此人从不学无术的武人,一变而为 有心计的战略家,因之“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他的脸谱上以蝴蝶式的设计 陪衬着两只灵活的眼睛,表征着一个复杂人格内心的机动力。很显然的吕蒙之所特 有,是为关羽之所独无。 这样的轶闻琐事虽有趣,读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书作者建议我们注意社会学 家区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办法。这也就 是说,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结构上稍松懈的部门,虽然大致上依据“高级文化” 吹搓而成,却又在细微末节之间穿插交凿。这种非正式而带娱乐性的安排,使哲学 家和大政治家的见解下达于一般民众。京剧将这段历史极尽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 16世纪一本大众化书籍之助。《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富于传奇性,这书将当日事迹 极端地小说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传统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数的群众欣赏到的一 段论说,与前述大历史家钱穆所提出者,没有根本的差别,亦即是“国家本是精神 产物”。既如此,则愈在危急存亡之秋,个人的品格,更需要严格的评判。很显然 的,此中戏剧家与传统历史家具备同样的信心,他们觉得道德上一成不变的尺度, 足以衡量个人的品格。他们的立场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么他们综合的见解,也可 以简单明了地以脸谱上的红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历史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愈白, 黑者愈黑,由他们烘托出来,这一时期“无道昏君”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请注意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所提出的:“荒荡不经.其事几平令人难信。”) 刘子业为南朝之宋的“前废帝”,他17岁登基,在位18个月。历史纪录上记载着他 的异母姐山阴公主曾对他提出,“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 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废帝于是替姐置男妾之称“面首”者30人。司马衷乃 是普朝的悲剧性皇帝,当他在位时,内战爆发,戎狄交兵。据说随从报告他:“天 下荒漠,百姓饿死”,他闻之而说:“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齐主 “东昏侯”萧宝卷,也是弱冠践祚。他凿金为莲花贴地(莲花乃佛教圣品),令他 心爱的潘妃行其上,称“此步步生莲花也”。 这三位昏君都被弑。刘子业如果真替姐设男妾,在男重于女的社会里当然不能 逃避谴责,可是暴露他举动之荒谬,乃是在他被轼之后提出,并且文中还讲到他写 的字不工整,这也算作他无德君临天下的表现。山阴公主提到的两性平等,不论其 是否真确,看来其主张已远逾5世纪中国习惯的尺度。我们既曾听闻到法国大革命时, 皇后玛丽安东尼“没有面包何以不食糕饼”的故事,则难能不怀疑晋惠帝司马衷之 何不食肉糜。这两段故事距离1500年,只是内容太过于相似了。另外我们也很难认 为第三个被弑的萧宝卷以莲花在室内地上设计为不道。如果他的创作确如史书之所 描写,我们只能欣赏其独具慧眼的风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画的美人— 一她在《爱神的诞生》(The delivery of Venus)中的姿态,只是富于中国情调罢了。 总之,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专制魔王的狂妄,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种种故事中,作史者的态度,较诸他们笔下之题材还要值得考虑。有了以 上的轶闻琐事,这些历史家提出一点令人特别注意之处,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 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 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 断地强调。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 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 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 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我们把环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时,即可以看出当日的发展实有前后贯通之处。 既企图恢复北土,则南方应有由强人领导的军政府,可是其下层的支持尚付阙如。 西安与洛阳失陷时,南渡的望族早已在丛山之中、滨水之处开发产业,自给自足。 他们有相对的安全,于是对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观望。这南朝也效法晋成例,派遣 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县为太守刺史。可是他们缺乏爪牙下达乡里,其本身反为地方 上有实力之人士支配,于是各州县所出现的阴谋,较之官中府中更为邋遢。如此一 来,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较之北方也无甚出入。彼此都无力恢复由官僚组织作主的 帝国体制,而彼此也没有因全局之平衡构成一种封建的地方分权。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后又称金陵,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 落的气氛笼罩。上层阶级的富裕者,觉得无从发展其抱负甚至无从有效地利用其财 富,只能带着势利眼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此时家族的声望很被重视,有些甚至 追溯到华北的几代之前,于是修族谱成为一时的风尚。男人也涂朱饰粉。文人在骈 文上用功夫,更是一时流行,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 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于是建康成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国的丝箔城 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阶段,也是复兴再造的机缘。当然,儒教未曾完全断气,假使孔孟 的影响全不存在,那么这几百年的历史如何会写得尽以严格的道德为标准,极尽其 褒贬之能事?那么写历史的人从何处找到原始的资料,又如何构成其下笔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为 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其详情待下章论述。 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 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 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 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佛教的普遍影响 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 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 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 “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 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放荡不羁并不 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 大大,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 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中国之接受佛教,当中有一段周折。从其多方面广被接受和招致反对派的攻击, 可以想见其影响之深远。在现代以保卫中国的“理性”与“真实”自居者中,包括 胡适先生,他觉得这种由外输入的宗教,注重来生再世,把上天说成三十三级,而 地狱也有十八层、实在是可叹。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 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 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 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 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 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 有些学者尚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 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 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 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以自云冈、龙门 和敦煌各处石窟参观时得到这种印象。初看起来,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窝式凿 成,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其感动观者之处尚待进入石窟之后。每处佛像之多,均 以万计。其最高大者在云冈,耳长即9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长则不逾1英寸。不大不 小之间有如人身长短者亦不计其数。室内尚有壁画:彩色像画在石窟顶上、柱上之 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以上三处之经营,均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之际。可 是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在以后各代的继续发展较其他两处完整。观光者可以看出千 多年来佛教美术的进展。龙门的经营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云冈初创于5世纪的云冈 石窟,内中一项工程即前后经营达40年。宗教题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历史故事。 经过艺术家安排之后,出现而为脸上的狞笑、手指尖的战栗和紧张的筋肉。学历史 者周游之后,可从此得知古代的衣饰、纺织品的设计、乐器式样,甚至人种学上的 面目。龙门有一窟构成于公元575年,壁上有当日全部的草药单方。 可是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虽 说有些设计,有皇帝皇后的资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构造却摆在风 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壮观同时也是满目疮扉的,有如梦吃。这和法国亚 眠(Amiens)和沙特儿(Chartes)教堂门前“石刻圣经”之整饬成为一种尖刻的对 照。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 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 之功效。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 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 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 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失落的三个多世纪 这分裂的期间是否成了中国历史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其答案因各人观点 而定。此时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综合,却向侧翼大幅度地进出。自公元220年后 汉之覆亡至589年隋朝的统一,当中的史迹并未缺乏逻辑,其衍变也绝非少数人物的 贤愚不肖,有如过去的历史家之尽情褒贬,以及戏剧家之将他们的面孔涂白敷黑等 所能概括。 以上我们已将历史上之负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则讲到重新统一的过程。只是到 此让我再提及公元280年晋朝之入南京,当时的统一,不过昙花一现,无乃一种幻觉。 至9世纪刘禹锡所作的诗,提及此事,才能因为有了历史的纵深,将当日的情景看得 更真切。刘诗抄录于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正当五胡乱华,中原鼎沸之际,鲜卑拓跋氏也乘机进入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 地。淝水战后,拓跋珪成立北魏政权,这一新兴王朝,利用作战所俘虏的人口,拓 展农业基础;并解除胡汉豪族的威权,直接向农户征税,扭转后汉以来地方割据的 趋势,而逐渐推广其统治权,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 拓跋氏是一种鲜卑民族,他们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贡献。 今日的学者尚不能完全确悉他们这一人种的源来。他们好像操初期的突厥语,可是 其中也仍有初期的蒙文字语和初期的通古斯字语。有些中国历史家指出,他们在公 元3世纪之末来到中国北边的时候,拓跋的部落才刚脱离原始的公社组织,他们仍旧 没有居室,没有文字,没有法典,很可能在和中国商人接触之前,尚没有私人财产。 拓跋民族和其他民族在公元2世纪由今日之东北向西南移动。公元258年,结盟 的各部落在今日绥远的和林格尔集会,拓跋氏至此号称统率三十六部。在4世纪初期, 他们夸称马上控弦之土20万,可是看来全部人口只60万,而很难能超过百万。310年, 他们和晋朝的一位将领刘琨有了协定,后者需要他们的助力驱逐其他的部落,于是 拓跋民族才开始拥有农业基地。 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 这胡汉的合作并没有成果,拓跋氏也暂时不见于经传。4世纪末,是氐、羌族出 头的日子,他们征服了其他少数民族,拓跋氏亦在内。直到383年前秦领袖南攻东晋 失败(淝水之战),拓跋民族才卷土重来,表彰其独立地位。386年,他们的领袖拓 跋珪自称代王,以后又改为魏。魏乃周前初期的国名,这样的国名千百年后还要被 很多此起彼伏的朝代抄袭沿用,主要是他们之所在承袭着昔日国家的地盘。有些类 似的朝代袭用同一国名尚且前后重复。照着传统中国历史家的办法,我们即称这魏 朝为“北魏”或“拓跋魏”。公元399年拓跋珪又径自升级称帝。他所创造的帝国共 有12帝而连亘148年,直到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为止。在这长期纷乱的期间,其影 响所及尚且打破纪录。在历史上,这北魏或拓跋魏也不算在五胡十六国的十六国内。 在初期建立帝国的时候,拓跋民族以其为少数民族而无悠长的文化传统,注重 以俘获的人口加强其农业基础。公元391年,拓跋珪与匈奴一部作战大获全胜,北魏 纪录称:获马30万匹,羊400万头。匈奴的领导人物及家属共5000人全部被处死,余 剩的部落民众一律发配到黄河河曲今日之包头附近,强迫改作农民,土地和农具由 国家配给。迄至5世纪,同样的办法也照样施于其他的部落。公元398年,拓跋氏又 强迫迁徙高丽和慕容(也属鲜卑系)民众10万,以充实他们的京师(在今日山西大 同),各人也配给耕牛农具。413年开拓大宁时,拓跋魏皇帝亲自督导。 在京师附近,拓跋魏的领导阶层分为八部监督农业,其农场由国家经营。404年 的官方文件称:当时的八部已无原有种族的界限;而440年的诏令,更指定有耕牛之 户口,须将牛供无牛之家户利用,政府尚且规定后者以劳力偿付前者的办法。由此 看来,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国家农奴身份开始,不久即可逐渐取得小自耕农的身份。 有些拓跋领袖之可成为大地主,并非不可能;只是证据具在,他们没有将国家地产 之大部据为己有,也未将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农。 事实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征税于农户,才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一个广大的地区。 最初其朝廷派遣军官登记归附的人口,暂时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规之赋税;至公元42 6年才通令所有赋税全由州县官经手,其他的经理人众一律撤回。若不是那些可能从 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汉人之家族缙绅的势力及少数民族间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 威权,此项直接征税办法不可能付之实施。北魏5世纪的帝纪也记载着归附的户口, 三千一处,五千三处,前后不绝。很显然的,后汉末年以来地方分权的趋势至此已 被扭转。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处则从外加压力,使之归化。拓跋朝廷又能外御 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 威信。然而前后看来,他们最初的决策:制造一个供应之基地,直接控制农业的劳 动力,既残酷却又特出心裁,是其转换点。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500万户,更有人口2500万, 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这异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纪末颁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 于公元484年,这表示着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脱离不了地方分权。同一通令也规定 纳税以户计。每户按其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入三等九则之内。中等之户纳米20石, 布2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 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当日的文书即指出,有时50户登记为1户。 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则的户口之所纳缴送京师,其他的定额由大略的估计而得, 执行时有待地方官之机动。这通令只表示从此以后管制加紧。 均田与府兵 一年之后,北魏又颁布其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 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15岁以上受田40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 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为一畴, 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 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300年。同 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不少读者看到上述诏令时通常会问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种限制还是 一种保证?是一种希望之目标还是立即兑现的规则?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 否动手分田,而将逾额数没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历史家,也无法斩钉截铁毫无犹 豫地回答。我们仅能从侧面的资料,再依据猜想,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基本上, 任何有关全帝国之诏令只能广泛地措辞,当官僚将其在乡村间付诸实施的时候,文 中一致的标准,通常要超过实际上能施行的程度。当然,对皇帝的诏令,所有从事 者必须尽其全力照办。可是一项要求不能实际做到时,其数字可能遭到窜改,其条 文可能因权宜解释而打折扣。换言之,全国一致的要求在下层组织必遇阻碍,即最 有效的警察权亦对之无可如何。而运用金钱管制以保障政策执行的方法,又不能在 这时代开始。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也可从此看出,这样的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经 理成为一种严重的负担。 根据前后事迹看来,5世纪以来的均田不能算作失败;因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 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从这方面看来,此设施尚且可以认为是绝 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纸上文章,其执行者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其环境 为长期战后之复原,各方面都视之为一种解脱。事实上公元485年的均田令,从未认 为“应有”系保障其“必有”。令内指出,如果地域内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 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而去“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 的基础,授权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藉,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 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现存的文件证实了以上的推论。大地主在这时代仍存在着,不过那是例外,而 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税役也仍无法严格地对付。例如赋税对独身者有利而对已婚 者不利,则绝大多数纳税人全报未婚。可是这纪录却也表示一般增加纳税人登录的 目的已达到。8世纪两个边防区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纪后出土,其所载也与上述情 形相符。 重建社会组织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 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 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 “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 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 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 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 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当486年的诏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称代王后的100年,同时拓跋魏在大同设 太学祭孔子也有好几十年了。当中的胡汉联姻,已使拓跋皇室汉化的程度远超过鲜 卑的色彩。在480年间主要的改革,其决心出于一个汉族女人,她在历史上被称为文 明太皇太后冯氏,乃是当今皇帝名义上的祖母。她的顾问李冲也是一个熟读诗书的 天才人物,因太后的提拔,从书算手之微职做到御前大官。至公元489年太后去世, 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他一开始总揽国务,执行汉化政策时,竭尽全力地督促, 毫不通融,使当时人和后世的学者同感惊异。484年北魏国都由今日的大同迁往洛阳。 这城市由于战事的破坏,至此重新建造。此后御旨禁鲜卑服装,次禁鲜卑语,凡30 岁以下的官吏必操华语,年纪较长的才给予一段过渡期间,令之从事学习。违犯这 条例的可能被贬官失职。胡汉联姻总是令龙颜欣慰,于是拓跋宏自作月下老,在御 座上指派各皇弟应聘各汉族臣僚的女儿之姻缘。最后一个胡人的标记——鲜卑的复 音姓——也被认为是化外之物。于是皇帝自己由拓跋宏改称“元宏”。他也指派一 个委员会共同研究,将118个复音性根据音节改作单音汉姓。 锦上添花的汉化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划时代之举?其实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的作为不过承 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国历史 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在这组织的过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后一贯。只因为他们不求急功不 计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坚的覆辙,也没有在五胡十六国之后成为其第十七国(十六 国之后四个为拓跋魏所灭)。文明太后冯氏和李冲的作为能生实效,也因有以前所 做的推备工作。元宏好像是锦上添花,更进一层,而实际则反减损其功效。 重建洛阳,只是虚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丽繁华罢了。皇帝对汉人的一面倒, 也增加了鲜卑上层阶级的憎恨。同时也与既有政策企图抑制乡村间的华族相左。元 宏在公元499年去世,享年32。不久北方边境的不稳,非汉族军事领袖的怅怨和宫廷 内外的阴谋事变,使北魏朝廷处处棘手,如此经过约20年才分裂为二。 倘从微观的历史着手,即使写成专书,也不能将此中的细微末节全部容纳而一 览无余。另一方面,1500年后我们以事后的眼光看来,其大致的趋向则不难道出。 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 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 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 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义。 公元534年的分裂,由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让或者对 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 北魏或拓跋魏本来可能亡在此日,只是东西两方的军人尚在装饰门面,分别扶植两 个傀儡皇帝出头。东魏自此又残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无实质所获。最后东 魏为高家所挟持,他们终取而代之,称为北齐(古代的齐国在东部);西魏为宇文 家所得,他们所建的短命朝代为北周(周发于西部)。高家为汉族与鲜卑的混血, 他们希望驯伏少数民族里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绅。宇文家兼匈奴和鲜卑 的血统,他们也反对元宏的过度汉化,希望得到少数民族中之领导力量的支撑。 实际上这种种举措已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 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少数民族中 的贵族原挟持着部落中的遗传力量,汉人世家乃集结多数的户口,也尽其力之所及, 驾凌于地方。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 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 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 迈向统一的模式 在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较东半部占优势。宇文家族入据西安一带,仅始自公 元530年,这地区向来容易接受草原地带的影响,其族以混血称。宇文氏乃称恢复元 宏所取消鲜卑之复姓,但这地区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赐于汉人,作 为他们尽忠的酬报,也算一种光荣。只因为这一地区缺乏权势的集结,给北周相当 的行动自由。此政权尚在西魏时,即已开始形成一种官僚组织,由一个学者苏绰主 持.他的蓝本即为《周礼》,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 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 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 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 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 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淫 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 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 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 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 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 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 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 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 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 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 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 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过去的历 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 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 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 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 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 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 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 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 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在588及589两年交会之间,据说用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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